全文共 1863 字，阅读需要 4 分钟2025年，中国入境外国游客（不含港澳台）突破3500万人次，同比增长30%；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3008万人次，同比增长近50%；中国国际旅游收入增幅接近40%，位列全球第六。今年6月，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梁建章更是宣布，未来五年将投入150亿元用于入境游全球推广，目标引入2亿国际游客。
这波入境游热潮，恰好和一个略显尴尬的时间点撞在了一起——四年前的2022年5月，Airbnb（爱彼迎）宣布暂停支持中国境内游房源和体验预订，正式退出深耕六年的中国本土住宿市场。今年5月，在Airbnb 2026夏季产品发布会上，联合创始人、首席战略官柏思齐面对“是否会回归中国本土业务”的提问，给出的回应是：重心依然是快速增长的中国出境游市场，但“不排除相关可能性及具体形式”。
一边是入境游订单摆在桌面上，一边是全球最大的短租平台自己都说不清楚回不回来。这中间到底卡着什么？
官方给出的理由是疫情。2022年5月24日，爱彼迎发布《爱存千里，前路相迎》的公开信，称“疫情弱化了境内游业务与出境游业务的协同效应，境内游业务相应面临高成本等运营挑战”，决定“固本培元，全面服务于出境游”。这个说法不算错，但把疫情当成唯一原因，多少有点简化问题。
更根本的病灶，至少有三层。
第一层是本土竞争的夹击。据行业人士向《中国企业家》透露，2020年下半年起，爱彼迎在中国的订单占比就从最初的约三分之一，一路下滑到退出前的不足十分之一——途家、小猪短租、美团民宿、携程等本土玩家迅速崛起，把原本属于爱彼迎的流量层层分食。
第二层是决策权的错位。爱彼迎中国首任CEO葛宏曾在采访中提到，中国区业务缺乏自主权，很多事情需要和总部反复沟通，决策速度远不如本土公司；继任者彭韬虽然推动了一系列改革，但同样受制于总部架构，2021年10月便卸任离场。一家全球标准化的平台，遇上中国市场需要的“快速响应”，天然存在时差。
第三层是规模账算不过来。据AirDNA统计，截至2022年4月，爱彼迎在中国大陆的活跃房源约50万套；而按《纽约时报》援引的另一组口径，爱彼迎全球约600万房源中，中国房源约15万套，占其全球住宿服务总量约2%。对一家全球化公司来说，一个占比只有2%、又需要投入大量本地化精力去合规运营的市场，很容易在资源分配上被边缘化。
所以，与其说是“被疫情逼退”，不如说疫情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——本土化决策慢、竞争夹击、规模不经济，这几层问题在疫情前就已经存在，疫情只是让这笔账变得更难算下去，加速了公司做出“战略性收缩”的决定。这更像是一次主动止损，而非单纯的被动出局。
爱彼迎留下的空白，很大程度上被携程系的途家填上了。据途家数据，2026年上半年，外国游客已经在中国330个城市入住民宿，覆盖境内31个省级行政区，平均入住天数达到2.8天，同比增长约10%；预订量最高的省份是广东、上海、云南、浙江和四川，城市则以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北京、成都等为主。外国游客对老洋房、木屋、吊脚楼等特色房型也表现出更高兴趣，这类房型预订量同比增长10%。
途家能做到这一点，靠的恰恰是当年爱彼迎欠缺的部分：背靠携程集团的本土资源和流量入口、成熟的合规运营经验，以及和境内支付、身份核验体系的深度绑定。这些不是靠产品设计能短期补齐的能力，而是需要经年累月的本土化投入才能积累出来的护城河。
这正是爱彼迎“不排除回归”却迟迟没有时间表的现实原因。四年前它退出时，中国民宿市场格局尚未完全定型；四年后再回来，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被途家、小猪、美团民宿系统性瓜分完毕的存量市场，不再是“抢占先机”，而是要“虎口夺食”，商业逻辑完全不同。
合规成本也在同步抬高：住宿实名登记、消防公安报备、支付合规接入等要求近年来只增不减；同时中国的移动支付、社交营销、内容种草生态与全球标准的分化程度比四年前更深，一家习惯了全球统一产品架构的平台，如果不进一步下放中国区的产品和决策自主权，很难适配这套越来越本地化的规则。换句话说，爱彼迎要回归，绕不开当年那道让它折戟的同一道题：愿不愿意，以及能不能，把决策权真正交给一个足够懂中国市场的本地团队。
爱彼迎的进退，某种程度上是所有全球化平台入华的一个缩影——它们不缺品牌、不缺资金，缺的往往是本地化决策的自主权和响应速度。这不是爱彼迎一家的问题，此前的Uber、LinkedI n等，走的也是相似的路径。对现在正在扩容的入境游市场来说，这个案例提了个醒：入境游客要的不只是免签政策和航线密度，落地后“住得好不好、订得顺不顺”这类基础体验，同样是决定他们愿不愿意再来一次的关键变量，而这恰恰是本土平台此刻最有机会补齐、也最应该补齐的一环。
